遥知故雪

       中国人素来有侠者情怀。古往种种，历朝历代，通过载体来触发各种各样的事件，“侠”衍生出无数有着相同本质和不同剧情的副本，人们口口相传，修书而记，侠从一开始作为副本NPC的存在渐渐演变为切合大众价值观的精神和文化。侠者，重义而轻死，可以承人一诺置身万劫无反顾，可以一任气节平地拔剑起。当世学者普遍将侠文化的渊源考究分为“士起源”、“刺客起源”、“诸子起源”，这其中有什么分别呢？百家争鸣之前，诸子游学各国，是为游说之士，太子丹门下，荆轲慨然刺秦，是为敢死之士，“士说”的特点在于它内涵广泛足以将其他诸类统筹于内，“刺客说”及“诸子说”的特点在于立论专一明白，却难免以偏概全，有失偏颇，三者之间有相悖之处亦存相合之理，倒不必决意求同，姑且逐一而论吧。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公子光得专诸，善客待之，至楚平王死，光使专诸置匕首于鱼腹而刺僚，僚死，左右亦杀专诸；晋人豫让，变名姓入宫涂厕，挟匕首刺襄子以报智伯，数次未果乃请击襄子之衣，而后伏剑自杀。
从专诸到豫让，侠的精神还仅仅停留在知恩图报的范畴，专诸死后，公子光将他的儿子奉为上卿，把这一点与后世对于侠者的理解对比，刺僚的行为除了“有死而已”的勇气之外，还有一定的功利性质。相比专诸，行刺未果的豫让毅然请死，拒绝襄子的招募且不求外物，除了让我们看到他对雇主的忠诚之外，尚有一份“伯牙绝弦”式的决然，而这份决然也成了侠者史上一笔抹不掉浓墨重彩。另一方面，作为刺杀目标的赵襄子面对豫让的数次行刺仍然宽义为怀，向眼前这位随时可能危及自身性命之人抛递橄榄枝失败之后，尚且答应其击衣代死的要求，不得不叫人拍手称赞。一身君子之风的赵襄子怎么知道，正是他这一片对于豫让的知惜之情，极大程度地中和了侠者半成品时代的简单粗暴属性，从而推动侠者完整定义的进一步成型。

       此消彼长，到了秦灭六国，侠的属性渐趋丰满。这一段时期，前有荆上卿作别易水，慷慨赴死；后有高渐离拔剑而起，孤身犯秦；表面来看，他们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去刺杀同一个人，并且都死在同一个人手里(两个战五渣单挑大BOSS，战况不忍直视)，尽管师出有名，俱为后人称颂，但行为性质不同，毕竟不能一概而论。分析一下，荆卿的行为大约类似于抗战时期的革命烈士，有别的是，革命烈士放完炸药包才知道被连长坑了，而荆壮士是明知两面都有胶，也敢于抵死而上，这脑子坑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后来著名的南宋负心词人，表妹夙敌陆放翁，有过这样一句诗可以很好地用来形容荆卿这种崇高而壮烈的行为境界：“一身报国有万死”。……那么高渐离么？高渐离这个角色在“荆轲刺秦”篇章这样出现：“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起初的高渐离作为伴奏易水歌、负责将荆轲临行前悲壮气氛渲染至极致的乐师存在，此时的他尚只是个男配，是不具备任何侠者显性特质的一个普通角色。荆轲刺秦失败之后，他隐姓埋名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再不甘心一直担惊受怕，才终于显露出他人性中侠者光辉的一面，且不说亡国之恨、知己之死，当一个人避无可避的时候，感性常常会压倒理性来做出决定，而往往这个决定中所包含的英雄情节甚至让当事人很长一段时间都难辨真伪。老聃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乱世之中有一股暗流在驱使个别因素对不平衡的环境状态进行补正，侠未生之前就像是薛定谔盒子里的猫，当某个人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将这个盒子打开时，侠的意识就觉醒了，荆轲和小高决意刺秦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这个开盒之人，也成了盒子里的猫，侠的普世意义应运而生，这世界就有了侠。

       侠的定位一旦明确就开始文化，譬如把侠者见义勇为的行为属性形容为侠烈、任侠等，继而把其所具有的态度命名为侠气、侠骨，再如《韩非子·五蠹》就一概将侠者之群体称呼作“游侠”，事实上大结巴韩非子所谓的游侠是把严格意义上的侠广义化了，他宣扬“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一直以明确的态度站在侠的对立面，侠文化的普遍体现在当时社会也明确地违背着法治系统，于是门客说客、市井无赖、斗鸡走马之徒兼或有任侠习气一二者，因为一个敢于犯禁的共同点，就集成了“游侠”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说在列人士都是侠，而是说侠作为一种精神实实在在地反映在了当时许多人身上，因为侠之精神其实并不要求它的载体尽善尽美。从春秋到两汉，把侠精神发展至极致的是百家之中同样显赫的墨家，墨家通过不断的注学立书使侠文化愈加完善之后恒久流传。

       从时间上来说，墨家有前后期之分，前期的墨家在战国之初即有很大影响，以兼爱为核心的学说思想，“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非命的政治主张，令它不仅与法家剑拔弩张，也与另一大派儒家的关系呈尖锐的对立。后期的墨家分为两个支派，一支注重学术研究，谓之墨家后学，另一支则抱紧墨家思想中侠义的一部分启承转合为新的墨家流派，即前文法家口中所言的“游侠”身份，后世学者把它称为“墨侠”。相比以门客死士作为主流的侠者形式，墨家子弟具体地将侠的行为、精神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并且将侠的这种超越意义的基本模式组织规模化，以亲身实践的方式将墨家思想中侠义的主张落实到社会日常。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墨侠的彻底成型正表明了当时社会的礼乐崩坏，沧海横流。代表上层文化的儒家与代表下层文化的墨家在互相抗衡的同时又在互相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家渐渐与统治阶层作成连襟，而身为儒家宿敌的墨家，既然站在平民弱者的前方打抱不平，就必然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打压，走到西汉第七任统治者，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墨家学说正式走向消亡，另一方面，墨家行动派分支的墨家“游侠”也同样面临被围剿的局面，从此整个墨门日渐式微、分崩离析，尽管我们通过后世史籍里许多案例知道，侠之精神并未人间蒸发，但是从这里开始，侠的第二个身份—“墨侠”却真的算是兵解重修了。

       得不到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儒家和墨家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在朝和在野的对立用一个现代词语来形容，叫做相爱相杀，尽管作为江湖势力以来，在与当权者的镇压对抗中侠总是惨淡收场。西汉以后，墨侠的消亡使得劳动阶层失去原本的持有，成为中原股市中的散户—民间游侠，而所谓食髓知味，儒家思想的普及使民众更加利于管理，更加奠定了它在统治阶层当中的地位，很长的岁月里，一直被当作官方思想唯一指定赞助商。因此从前儒墨两家派与派之间的争斗主场，就转战到了平民与官方的阶层与阶层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在当时百家争鸣的相互攻伐战中，儒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观点有什么问题呢？直到如今，儒学依然被奉为国民文化的砥柱中流，从以往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到如今兴办的孔子学院、儒学复兴，无不表明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生生不息。可是作为儒学的被教化者，我们不免会有疑问：墨家的铩羽真的便是儒家的凯旋吗？折了羽翼的飞鸟被称为山鸡会不会更合适呢？我们看吧，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知识分子遭到重大打击之后，儒家就被伤了根本，直到西汉刘彻遇到董仲舒，它才以新的姿态重新获宠，但这时候的儒学比之先秦以前却相去甚远，史学家们将它称为“新儒学”，也是有历史根据的。多少个年代一一过去，帝王家们将儒学置于股掌，从中择取有利于巩固政权、统治社会的部分进行推广，那些对官方无用甚至不利的部分自然就被剥离、排斥，儒学就像一尊原石白玉，被历代的帝王家们雕刻成他们想要的模样。儒学的宿命如此说来，倒使人有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感伤，我们竟想不到百家之中，原来是有强权这么一家存在，于沧海横流之中势如破竹一统天下。虽然令人觉得可悲可叹，可是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也不失为儒墨之争一损俱损的一个公平归宿。

       那么回到侠的下一个走向来说，因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使得民间守文之风大盛，从而发生民间游侠的群体变节。有别于战国四公子之类养士结客的卿相之侠，四海一的西汉初期，更多的布衣之侠成为当时游侠的主体，工商业的兴盛让游侠群体得到广泛交游的机会，其中不少人因此成为富商巨贾，一方豪强。《史记·游侠列传》记载：“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即所谓“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他们财力雄厚，纠结散人、亡命以扩张家族势力，尽管为传统意义之守节之侠所不齿，但更多的布衣匹夫之侠却在向这些所谓的豪侠集结靠拢。“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对于当时游侠基本特征的论述，通过以上论述能够了解到，当时的游侠以一方名望最盛者为中心形成集团，以武力抢夺地盘利益，对主流文化构成挑战及威胁，越来越不受朝廷所倡导的秩序约束，用毛时代的话说，这叫非法结社反动派，一定要打倒，因此侠的身份彻底地不再为朝廷所认可，《史记》《汉书》以后就再没有官史为侠而列传，当时有名的大侠郭解就因为个人声望太高，受到朝廷打压后亡命天涯，最终被汉武帝下令灭了全族，所以说在相对太平的岁月里，容不下侠者人性光辉的张扬，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归顺，另一条是灭亡。

       末期的西汉因为王莽专权导致饥荒四起，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起义，各路豪侠利用侠的威名招纳势力，逐鹿中原，经过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终于平定自新莽末年以来天下大乱的局面，开启新的朝代—东汉。这一场乱世大洗牌之后的东汉，成了游侠历史上的空档期，刘秀在位期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实行轻徭薄税，罢免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团体势力，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对于侠的需求，令任侠之风一度平息。然而侠作为一种悠久的精神文化积淀，也不会遽尔消亡，东汉末年，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诸如董卓，袁氏兄弟，曹操，刘备，孙坚等人，都是以王孙公子的身份为侠，与西汉时期的布衣之侠全然不同，可惜在行为姿态上仍然承袭前人，并无新的突出特点，其灿烂光辉也只不过是恰逢乱世的昙花一现。行至魏晋，习武任侠逐渐沦为五陵年少生命场上的时髦风尚，偏离了侠的本质。极为可贵的是当时整体浮夸的社会环境下，仍然诞生了嵇康这样的真名士，《三国志·嵇康传》附载：“时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之中，坐事诛”。关于嵇康尚奇任侠的表现没有直接材料来佐证，不过他重诺守信，任性自由，视死如归的气节操守都真正体现出了侠的内涵，可惜他刚肠嫉恶，锋芒毕露的政治态度也使他遭人陷害为司马昭所杀。

       从晋之后侠的从业人员基本以少年群体为代表，随着年纪一长便不复为侠，人们对这些少年游侠进行艺术化，一路直取大唐，成为唐朝上层权贵生活的主要内容，文人儒士推崇侠者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并且效仿侠者的着装和交际模式，实现了侠儒之间的短暂交融，从而催生出众多的咏侠诗，典型的就有李白的名篇《侠客行》，高适的《行路难》，王维的《少年行》等，从诗的内容来看，皆有狂放不羁的铮铮傲骨，但实质上咏侠诗行文的背后却是儒家积极入仕，建功立业的渴望，这一点连俨然飘逸出尘的李白也不能免俗，与曹植《白马篇》中的游侠形象相比起来，唐代咏侠诗所体现的精神境界显然不能称之为高明。唐代盛世太平，商业发达，不过朝廷规定，商人家庭子弟不能直接参与政府部门工作，故而诸多商贾子弟不习儒业，生活单调，往往结朋联党，游街走马，他们性格热血意气，慷慨好客，镇日里无所事事，纵情享乐，随着年岁见涨，其中一部分人子承父业成为生意人，一部分则折节读书，应考入仕，最后剩下的则被招募至边塞从军打战。陆龟蒙《杂讽》九首当中描写：“岂无恶少年，纵酒游侠窟。募为敢死军，去以袅叛卒。”说明当时确有军制招募市井游侠少年作为守边军士，他们来到边塞，大都怀着封侯还乡之志，但大多数游侠的结果注定是白首不封，老死边陲。总的来说，唐代的游侠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们求取个人抱负也重视民族大义，在唐朝历史上绘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一幅世纪彩画。众多咏侠诗的繁荣更是以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将侠文化推向了空前高峰，为后世诸如《儿女英雄传》等以侠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借鉴。

       至宋以下，侠的概念不再有清晰的定位，历数那些举侠为号的尚武人士，以梁山为例，谈笑间可杀人，毫无道德底线，已经无法再等同于西汉游侠的“不轨于正义”，梁山好汉所奉行以武服人的行风作派，对北宋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明显要大于正面影响。至于入伙之前的征纳投名状，则直接证明所谓梁山好汉本质上的匪性深种无疑，即使被誉为义烈化身的武松也有着滥杀妇孺的恶行，再之后的宋江捉放高球，自愿接受朝廷招安，更将原本写着“替天行道”的出师檄文（或者称之为遮羞布更加正确）彻底撕烂。如果说水泊梁山作为侠精神延续的逆向迷失，那么三侠五义便是侠精神延续的顺流异化，三侠五义号称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流传极广，尽管作者把除暴安良作为小说的核心思想，但在刻画侠义行为的时候，作者安排侠的角色成为官方助手来与邪恶势力对抗，却侧面揭露了侠者寄望于朝廷，急切渴望得到所谓正统文化认同的想法，作者思想中对于侠者自卑又病态的特征与宋江自愿接受朝廷招安的心态不谋而合。小说文化不能等正史来看，却能够实际的体现后世人民对于宋朝侠者群体的价值评判，进而影响到侠者精神和文化在未来的道路越加的偏离本质。20世纪末的一代人，多少都受过金古黄粱几位大师的著作熏陶，金庸先生的小说就多次涉及到两宋时代，关于侠者精神境界的评定，金庸在他的《神雕侠侣》中用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么一句话来论述，人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奈何当今中国有13亿人口之多，侠者精神具象化的断层直接造成侠文化任由后人编织，金庸先生这种鹰犬式的侠者价值文化已然受到众多国人的普遍认可。因为有利于统治稳定，这一说法旋即受到官方的默认推广，然而在它民族意义层面的正能量背后，悄然隐藏的却是渊源已久的奴性事实对侠者精神本质造成的诠释偏差。另一位小说大家古龙先生同样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惊世之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为侠者下定义而稳切侠者生存状态的重心，当中所表达的对世事的无奈也许正是侠者精神在岁月漂泊里不断异化突变的根本原因。

       不同于汉武时期的外儒内法，也不同于李唐时期的三学兼济，宋代崇文抑武的政治文化核心全面而专一，自太宗伊始，朝政的统治者对皇权的归属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们对个人及其家族利益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人民社稷，为了维护皇权皇位的恒久私有，理所当然就要从典章制度、风俗风化上面入手，于潜移默化中尽可能地将一切危及到皇权旁落的不安定因素，从根源上铲除。究其为何崇文抑武，概因武人出身的太祖太宗尤其明白武人一旦造反便容易使江山易主，同时又深信文人性柔气短，对皇权构成致命威胁的几率要小得多。有这样的一堵高墙横亘在前，以武人为主体的游侠群体再要繁荣起来，就变得更加困难和希望渺茫。相反，崇文抑武的另一面是儒学的得势而起，宋人结合道学、佛学将儒学改造为新的形态—理学，理学在南宋朱熹的手上臻至大成，成为一时之官学，当政治争论被抹上强烈的道德色彩，理学发展成为礼教，人文精神越来越淡薄的时候，侠的传统也在三纲五常条条框框的禁锢之中消磨殆尽。

       宋亡以后，中原文明遭遇残暴野蛮的摧残践踏，汉人受到无止境的压迫和歧视，元政府规定汉人不许结社集会、集体拜神，禁止汉人私藏兵器，蒙汉人民地位的不等让国家长期处于矛盾对峙之中，关于侠的消息一度绝迹。元朝末年，朝野混乱，国库空虚，“治河”与“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遂有“红巾军”起义的爆发。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改国号为“大明”，史称“明太祖”，之后一方面中兴社会经济，一方面仍然沿袭前朝加强皇权，并建立军事机构“锦衣卫”，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查缉捕之权，明太祖死后的两百多年，在位的统治者分别又建立了东厂、西厂等情报组织和特务机构。在这片神州赤土之上，时刻都有人准备着将那些敢于以力犯上的游侠，或者仅仅是具有反抗意识的民众扼杀在摇篮里，统治阶层与游侠之间的夙怨从来都有前证，明这一朝短暂的复兴，使汉人重新主导中原社会的生活形态，却仍然不肯为游侠群体留一足之地。再往后的满清，民国，再到如今的共产之国，历史留给我们的只剩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具长满绿毛的空壳，中原文明就好像披于其上打满补丁的一件毛皮大衣，侠的精神在缝缝补补的岁月里丢失不见，时空里悠悠地还漂荡过来侠的回声：“我身在江湖，江湖只剩下关于我的传说”。

       是不是化作了尘埃才能听见呼唤，是不是诀别了将来就会重返家园，今天的侠在耳中和口中，不在眼前，在小说和荧幕，许人凭吊。一部分人摧毁了原来的文化奠基，用一个虚幻的**主义作为替代，将13亿人口置于一个信念真空的世界里豢养，人们脱光了衣服互相鞭笞，从此在阳光之下群魔乱舞，他们管这叫做—中国梦。人们活在这个长夜未明的梦里，渴望着侠的神人天降却又将侠的萌芽亲手拗杀。想一想问一问，一个堪称最需要侠者的时代里看不到任何侠的踪迹，是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已经没有了挺身为侠的勇气？

       长歌当哭，用缅怀的姿态转过身来，关于侠，莫非终究只能匿身于厚厚的古籍之中，永无天日？当然不是，当我们明白侠的精神并非徒供世人祭拜的一件雕像，亦不是皇帝手中的传国玉玺，侠何来绝灭香火，断却传承之说呢？那就是了，侠的踪迹不会永久漂泊，大雾遮蔽住云月关山，侠不以真面目示人，历数往过的红尘青史，举凡大道不平，法则失正，总有惊鸿一瞥便是侠的化身，农民起义犹如是，劫富济贫犹如是，提携玉龙以身殉国犹如是，以死抗拆抗暴犹如是，只要生命不灭，屈压不止，以侠为名再莫非谎言，侠的精神就永远找得到宿主。